「醴陵市图书馆·主题书单」第78期：丝绸之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之路

2020年11月15日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签署。此次签署RCEP的成员国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15个国家，总人口达22.7亿，GDP达26万亿美元。这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里程碑，引来国际社会极大关注。

我们看到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积极面向世界，走和平发展之路，合作共赢。历史上，丝绸之路曾贯通中西方，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惠及全世界。本书单为您带来丝绸之路以及瓷与茶传播世界的历史，回顾辉煌的中华文明，获得前行的力量。

醴陵市图书馆·主题书单

一部中国版的地理大发现，关于丝路上的文明、城市、器物与文化。一条串起东方文明与印度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波斯文明、欧洲文明的优美曲线。

古代，中国人走了多远百分之

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。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年，出发不久就被匈奴拦住扣下，被困多年后逃脱，取道天山南麓，南行到大宛国。大宛国国王派翻译和向导，护送张骞到大月氏。这时大月氏安居在今天阿富汗北部，张骞在此停留一年多，终于踏上返程，在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。这次张骞往返西域的两条线路，后来形成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和中线。

公元前119年，张骞第二次出访西域，安全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，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。张骞分别派出副使，寻访大宛、大月氏、安息、身毒等国家，建立联系。走得最远的副使，到了安息，位于伊朗高原。安息国王派了两万骑兵迎接这位汉朝使者，可见汉朝的声名传得有多远。

张骞西行两百年后，东汉人甘英出发了，他的目的地是罗马帝国，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大秦。甘英沿着天山南麓西行，向南翻过葱岭，进入印度河支流峡谷。再向西经过巴基斯坦，到达伊朗东部，当时属安息国。路途之中有许多高山峡谷，史书说甘英经常溜索桥，异常凶险。甘英穿越整个安息国，进入两河流域，最后到了波斯湾的海边。

在这里他停下了，没有再向西寻找大秦。按《后汉书》的说法，安息国的水手劝甘英，说海路遥远，遇上逆风要两三年才能到大秦，长时间海上航行容易患病，发狂致死。甘英相信了他们，没再往西走。即使这样，他也创造了中国人的远行记录。

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其实他刚继位的时候，也派了使者出海。这条线路比较清晰，从中国南部沿海出发，航行5个月到达马来西亚东南部，再航行4个月到达缅甸南部沿海，最后再花两个月，到达印度东部沿海。使团用黄金和丝织品，换取沿途国家的珍珠宝石。

沿着这条海上线路，东汉时期，已经有不少国家向中国正式派遣使者，主要有越南、印度和缅甸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缅甸使者带来一位魔术师，能“变化吐火，自支解，善跳丸”，魔术师自称来自遥远的西方，大秦，即罗马帝国。

魏晋南北朝，不少僧人取道海路，弘扬佛法。东晋高僧法显60岁时，从长安出发，走陆上丝绸之路去往天竺。斯里兰卡有一处遗迹“法显洞”，是当年法显住过的地方。在行记中，法显说他在一尊佛像旁边，看见当地商人供奉的“白绢扇”，明显是中原的产物。想到离开故国多年，法显潸然泪下。他最后走海路安全回到中国，从印度沿海出发，经过斯里兰卡，爪哇，最后在广州上岸。

法显还说这是一条固定的航线，只需要航行50天左右，比当年汉武帝的使者快多了。这条线路高度繁荣，经常有超过200人的大型商船航行。

东西方造物观的神秘链接，千年帝王意志下的瓷路沧桑，器以载道传扬瓷韵风华。

蒂尔曼·沃特法是个德国人，他接连在东南亚发现了三艘古代沉船。三艘船里，黑石号年代最久，价值最高。是晚唐时期的一艘船，1200年前触礁沉没。黑石号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，这个地方在《新唐书》等诸多典籍中都有记录，确实处在商船的航线上。

黑石号不是中国船，而是阿拉伯船，属于三角帆船，船上找不到一颗钉子一个榫头，展现了阿拉伯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工艺，而且是一艘巨船，长足足有22米，载重25吨。

然而，这些都无法遮蔽瓷器的光芒。黑石号上有6万多件文物，90百分之以上是陶瓷，绝大多数是湖南长沙窑的瓷器，还有河北的白瓷、河南的白釉绿彩瓷、浙江的青瓷等等。

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唐代沉船中，黑石号毫无疑问是头把交椅，它的瓷器数量最多，样式也最丰富。想想看，1200年前，一艘巨大的阿拉伯帆船，装载了来自唐朝各地的精美器物，航行于大海之上，不幸淹没在海底，封存了那段历史。现在的黑石号，俨然是一场唐朝瓷器远销海外的博览会。

一些专家为船上的瓷器排了先后，排在第一的是3件青花瓷盘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是青花瓷器发现的最早记录，证明了国色青花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唐代。而且这3件作品的纹饰，没有那么传统，倒是充满了美索不达米亚风格，应该是为客户专门订制的。有人猜测，之所以只有3件，原因应该是样品，拿过去给客户评估的，如果客户满意，再大量烧制。

接下来排第二第三的，应该是刑窑的白瓷和越窑的青瓷。

唐朝瓷器，有“南青北白”的说法，刑窑和越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刑窑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，越窑则分布在浙江的上虞、慈溪一带。据说，邢窑白瓷，在此之前存世不足70件，而黑石号上就超过了100件！

再往下，是多达56000件的长沙铜官窑瓷器。数量巨大，说明铜官窑瓷器备受青睐。唐代的长沙铜官窑瓷器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它开创了釉下彩绘，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。第二个特点就喜闻乐见了，它经常用铭文字句作装饰。

比如著名的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”表明人生志向的句子也有，比如“人有方寸之心，必不求于名利。”相比留下诗句，打广告显得务实一些，高调一点儿的，直接宣布“卞家小口，天下有名”。这份自信，真不愧出自唐朝。

品读中国丝绸背后的文化积累。介绍中国丝绸背后的寓意，以及在东西方交流中，中国丝绸发生的变化。

蚕是非常神奇的生物，它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是生命的开始，这时候它是一颗虫卵。第二阶段，虫卵长大了，变成幼虫。幼虫要做的，就是不断吐丝，给自己做蚕茧。等到蚕茧成型，幼虫把自己彻底包裹起来，便进入第三阶段。在这个阶段里，幼虫会转变成蛹。七天过后，第四阶段来了，这是蚕的生命里最后的历程，它将蜕变成飞蛾，最终破茧而出，飞向天地之间。

我们的祖先看到蚕一生的变化，联想到了“天”和“地”，“生”与“死”。他们认为，这是一个人理想的一生，从幼小的生命开始，经历不同的阶段，走到生命的尽头。虽然生命结束，肉身死亡，但灵魂却能够不灭，就像蚕蛹化成飞蛾一样，最终羽化登仙。所以，祖先们用蚕丝做成丝绸，其实是在寄托一种生命的信仰。

也因为这样，在最开始，丝绸并不用于日常穿着，而是用在葬礼上。当一个人死去，人们会为他穿上丝绸，为的是让丝绸帮助死者灵魂升天，获得圆满的一生。

同时，育桑养蚕也变成了一件神圣的事。古代的天子、诸侯大都建有蚕室，挑选专人养蚕，他们认为，只要蚕能生生不息，就能保证天地之路能够通畅。后来，丝绸得以大量生产，人们对丝绸的理解又发生了变化。在一些重要场合，比如大型的祭祀仪式，人们也开始穿着丝绸。渐渐地，丝绸演变成一种身份的象征。丝绸上的图案，便是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志。

比如，在元代，龙纹是贵族的图案，它的形象有两种，一种是五爪大龙，另一种是较小的三爪龙。五爪龙是皇帝专用的，而三爪龙则可以用在一般的场合。又比如，在唐代，唐德宗赏赐丝绸衣服给两位官员。赐给文官的衣服，图案是大雁衔着一株草。意思是，文官要像大雁一样，有组织、讲规矩、守秩序。而赐给武官的衣服，图案则是猎鹰衔着丝带，这传达的是，武官要像猎鹰一样凶猛、英勇。

茶，一种流传千古、风靡世界的饮品。其实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，它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呢。

唐宋时期，茶文化向东流传到日本，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。日本茶道的鼻祖名叫村田珠光。他早年间在京都万德寺修行时，一直觉得心神不宁、经常犯困。医生建议他服用一些“茶汤”来缓解嗜睡的症状。按人们现在的观点来看，茶叶确实能解困。因为茶叶含有丰富的咖啡因，有助于提神。但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茶叶“解困”的缘由，只觉得茶汤疗法颇为神奇。

珠光不仅爱上了喝茶，还开始醉心于中国茶艺的研究。他将“禅”的思想融入其中，形成了简朴的“草庵茶风”。在珠光的努力下，日本茶道由卑微的村野文化，升华成为了带有几分禅意的风雅之事。

在村田珠光之后，一位名叫武野绍欧的日本人，从茶文化中悟出了“侘”和“一期一会”的精神。“侘”的本义是，被抛弃的恋人或者被流放的官员所体会到的“绝望”和“孤独”，进一步可以引申为一种“残缺美”，而“一期一会”是指将每一次会面视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认真对待。武野绍欧将“茶道”和“美学”联系了起来，他提出的这两种精神，后来也成为了日本茶道的核心思想。

武野绍欧的弟子千利休，是日本茶道集大成者。他对日本茶道的贡献不仅在于发扬了茶道精神，还在于他所设定的茶室归置和茶会流程，确立了千百年来日本茶道的具体形式。

千利休原本只是神户的茶商，后来在武野绍欧的提点下，很快领悟了“侘”的意境，开始研究茶道。在茶室的设计方面，千利休别具匠心。他将茶室入口的门设计得很低，称为“鼠门”，客人必须要弯腰躬身才能进入。据《茶道四祖传书》记载，千利休是从“渔夫躬身进入船舱”这一举动受到的启发。他认为“弯腰”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举动，意味着从纷纷扰扰的世俗社会，进入到茶道的乌托邦世界。千利休还将洗手、焚香和欣赏字画等事项加入茶会的流程，来追寻一种“和静清寂”的意境。

不过，千利休并不只是一位茶商，他还是统一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的亲信。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，日本茶道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密切。茶会成了政客们商谈军机要务的场所，纯朴的茶风也逐渐变得奢华精细。晚年的千利休，还用黄金帮丰臣吉秀打造了三叠茶室，用于为天皇点茶。日本如今的茶室都参照了千利休早年间的设计风格，而那些留存下来的茶室，也是日本“国宝”级的景点。

日本茶道逐渐成熟后，也兴起了“斗茶”的风俗。但与中国不同，他们不比点茶的技艺，而是比分辨茶味的能力。主办方会准备10个完全一样茶碗和4种茶汤，其中3种茶汤每种都用3个茶碗来盛，剩下的1种茶汤单独盛在一个碗里。这1种单独盛的茶汤，称为“客茶”。参赛者尝完10碗茶，只有1次机会，来猜碗中对应什么茶，猜对数量最多的人获胜。当时的权贵沉迷于斗茶比赛，所下的赌注不可估量。直到15世纪，“应仁之乱”让京都成为了废墟，这股豪赌享乐之风才被遏止。

本书深入上古、汉—唐、宋—明、晚明—清中叶各个阶段的中西交往，讲述“一带一路”的历史演进。对丝绸之路的经济商贸、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交流功能，进行了交光互影的综合分析。

数算历史上远赴西方求法的僧人，法显、玄奘和义净是最成功的三位大师。其中，法显算得上是西行求法的开创人士。

法显从小就在寺院里做沙弥，二十岁剃度为僧，三十多岁时，来到当时的北方佛学中心——长安。在佛学造诣不断提高的同时，法显也渐渐发现了佛经有不完备的地方，戒律也有谬误和残缺，就立志要去天竺求经，完善佛法。

在途中，法显创造了许多第一。

首先是年龄最高，他从长安出发的时候已经61岁了。其次，他是第一个走通中国到巴基斯坦和印度陆上交通的中国人。如今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规划中，法显走过的这段路上，即将建起一条沟通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铁路。

最后，法显为世人留下了名为《佛国记》的著作。书中保留了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宝贵记录。比如，他从斯里兰卡搭乘的商船上有200位乘客，他在苏门答腊岛上逗留了四五个月后，才遇见了能返回故国的商船。这些信息对我们研究5世纪初叶，南海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商旅航行情况，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。

丝绸之路不仅对历代中国都有重要影响，也影响着西方世界的生活。随着海陆丝绸通道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，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社会，开始流行一种“中国趣味”的风尚。从纺织品的花纹、室内装饰到园林景观，欧洲人都喜欢加入中国元素。

安妮女王喜欢穿中国丝绸和棉布制作的衣服。路易十四则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和漆器。瑞典国王甚至为王后生日准备了一座木结构的中国式亭子。更别提让英国人沉迷的茶叶了。

可是这一时期的中国，面对的不再是传统认知里，处在朝贡体系中的诸国。欧洲人也没有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丝绸、瓷器和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超支，这就导致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。

大量白银涌入中国，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，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，甚至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。种种因素，促使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，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。经济贸易渐渐演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冲突。

中国拥有享誉世界的“三大物产”——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中国古人更是创造了改变人类历史的“四大发明”。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，使中华文明更显得灿烂辉煌，更具有博大深远的力量。

公元105年，蔡伦发明了成本低廉、便于书写的纸，献给汉和帝，受到了极大的赞赏。而中国造纸术传到西方，则源于一场战役。公元751年，唐朝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，唐军打了败仗，被阿拉伯人俘获的唐军兵士中，有一些是造纸工匠，这些工匠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，阿拉伯人又将造纸术传到了欧洲。

说到造纸术，就不得不提印刷术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，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，欧洲人正是通过纸币，得知了印刷术这项伟大的发明，在此之前，他们根本没想过用纸作为交易媒介。不仅如此，纸牌也是中国最早的印刷品之一。在南宋的杭州，已有专门出售纸牌的铺子。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扑克牌最早起源于东方，很可能是在元代中西交通大开之际，纸牌传到了欧洲，经过数百年的演变，逐渐变成了今天国际公认的扑克牌样式。

“四大发明”之中，火药作为具有杀伤力的技术，被广泛运用在军事上，并没有轻易地向外传播。据日本文献记载，1543年，当时活跃于中日之间的海上商人遭遇海难，被迫在日本的种子岛靠岸，他们将所带的火器卖给了岛上的领主，并传授了火药和火器之法。这就是日本著名的“铁炮传来”事件。在此之前，日本一直试图多方了解火药的秘密，最终却偶然得来。

不过，火药的用途不仅是在战场上，它对近代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比如对火药爆炸现象的研究，导致人们发现了氧，并因此为现代化学奠定了新的起点。

同样的，指南针的诞生，也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，特别是在航海事业上。发明出指南针之后，中国的航海事业飞速发展起来，远航到了印度洋和波斯湾。当时有一些中国船会雇佣波斯的船员，船上先进的导航技术，便很快被阿拉伯航海家所掌握。指南针的应用，使人类获得了航行的自由，从此开辟出了许多新航线，缩短了航程，加速了航运，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。

中国的古文明中，不仅有多彩的物质文化和发达的科技文化，在文学、艺术等领域，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遣唐使时期，有日本的音乐家专门来到中国学习，也有中国乐师去日本传授音乐。与此同时，唐诗作品也大量传入日本，尤其是白居易的诗作，颇受日本学者的偏爱。

在中国与欧洲的文学交流中，《赵氏孤儿》的流传是一个重大事件。《赵氏孤儿》被翻译后传入欧洲，剧作家们对其进行了各种改编。伏尔泰以《赵氏孤儿》为摹本创作了《中国孤儿》，在巴黎进行公演后，轰动一时。

本书通过研究汉唐时期的域外探索及其对“世界”的认知，来解释中古时期的中国是如何突破相对狭隘的“天下”观念，开始具有比较开放的“世界”意识的。

《汉书》中是这样记载当时的长安：“巨象、狮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”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，驯养大象的这项活动的流入，对古代中国的文化娱乐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史书中记载：“元狩二年，南越献驯象。驯者，教能拜起周章，从人意也。”意思是说驯服的大象能够完全听从人的指挥。

东汉永平二年，乾陁罗国进献了白象，白象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亚洲象，传入之后更是被当作珍宝一样供养。一开始白象养在御马场，但它破坏了围栏和墙壁，逃到了街上，撞倒树和房屋，百姓们很是惊恐。但是，朝廷不但没有迁怒于这头白象，还专门为它建了个养殖场，定名白象坊。

到了唐代，大象则成了戏剧演出中不可缺少的主角。《明皇杂录》记载，唐玄宗在五凤楼设大宴，又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县令、刺史，率领本地的乐工赶来参加。河内郡守让几百名乐工站在车上，穿着锦绣衣袍，又引大象、犀牛入场表演，这些巨兽随乐而舞，场面异常壮观。

如果说汉朝的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，那么隋唐时期就是对外交往的一个巅峰。

当时的外交通路空前畅通，玄奘、义净等西行求法的僧人层出不穷，这些僧人大多以个人身份出游，将自己亲身经历记载下来，为后人探索世界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。与此同时，亚洲、非洲的商人和留学生来到首都长安，他们在这里或经商，或游学，或贸易，当时有个波斯人在唐朝官至宰相，这放在以前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瓷器也通过贸易大量输出到国外，日本药师寺就曾出土过唐代的青瓷，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古城遗址内，也发现过许多唐代瓷器。

唐初外交家王玄策还从印度带回了幻术表演。唐代传奇小说《原化记》就有描写，这种幻术名为“通天绳记”。表演者先将绳抛向空中，使之垂直向下，然后攀绳而上，人爬得越来越高，最后不见踪影。盛唐之后，这种“通天绳技”继续在中国流传。宋、元、清的史书中都对这种幻术有所记载。而唐朝发达的贸易也让它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，日本人称它为“中国绳记”，更是有学者误以为这种幻术就是中国人发明的。

贸易的发展为唐朝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娱生活，也让他们了解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，就是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下，唐朝才成为了包容开放的唐朝，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亲密。

从拥有足不出户的“天下”，到迈进融合的“世界”，汉唐时期的使节们在探索世界的道路上栉风沐雨，成为世界与中国连接的纽带。

丝绸以其美轮美奂的色彩和风情万种的姿韵，被称为“东方绚丽的朝霞”，是飘扬在世界大地的“金丝带”。

—— 《文明的力量》